知青之父 一封改变千万人命运的信
李庆霖（1936-2004）福建莆田人。1952年任福建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被分配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任教。1972年冒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的一个契机。不久被誉为反潮流英雄；1979年被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8年减为1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4年8月提前出狱。2004年2月逝世。
知青之父 一封改变千万人命运的信
本文摘自《木兰出海》郑国贤
编辑：莆田文化网
中为李庆霖
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寒冬早晨的街头，一夜未眠的福建莆田乡村小学教师李庆霖站在县城邮局门前的邮筒前，用颤抖的双手把一封特殊的信函投进邮筒……
这封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存在严重问题的信，在特殊的年代里促使了中国共产党改善上山下乡“知青”的境遇，改变了数千万人的命运，惩治了全国各地残害“知青”的一大批罪犯。李庆霖老师以他那莆田人特有的胆识关注两千多万知识青年，全国各地的“知青”及其家长也以各式各样的热情长久地回报李老师。李庆霖的名字长期以来在各种出版物上，在各种会议的间隙，在飞机场的候机室里，在奔驰的列车上……只要是四五十岁的人，只要听说你是莆田人，都会亲切地提到他，热切地关心他的近况。
两千多万知识青年先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都陆续返城，重返他们被人为改变了的人生轨道。上山下乡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退进了历史的纵深之处，李庆霖，这位有胆有识的“知青家长”真得被他们忘记了吗？他的名字已在新的世纪富贵温柔的暖风中随风飘逝吗？
于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上午，我们走进李庆霖的家。李庆霖的家就在距原莆田市政府机关大门不足二十米的一条小胡同——居仁巷14号。几十年来，莆田城市的行政区划几度变更，旧城改造天翻地覆，就是他家门前的这条仓后路也多次拆迁改造，但李庆霖出生的这座三间朝北的老平房和居仁巷就是毫无变化，仅仅由建国初期的“居仁巷17号”改编为“居仁巷14号”。
七十三岁的李庆霖贫病缠身，愈来愈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和长期吃药，使他的两条大腿微肿而无法站立，满头华发，鬓须皆白，但见来访者是他信任的熟人，便撑起身子，强打起精神，尤其是那对浑圆的大眼，依旧发出睿智与疑异的光芒……
熟人相见，除了寒暄就是叙旧。我们以晚辈的身份关心他的起居生活。他说：“老伴走了，家就空落落的，孩子们都忙，多数时间我是一个人过的……这几天，母猫生了两只崽，挺可爱的，我常常分别捉起来抱抱，挺有趣的……身体还是虚弱，每天吃几种药，药又贵，唉！”我们赶紧安慰他，告诉他不止是我们正在关心他，外头还有许许多多“老知青”都从不同渠道打听他的消息，关注他的近况，甚至有人希望汇款来帮帮他。李庆霖说，谢谢，谢谢，确实有人汇过一些钱来，人民日报记者黄发兴还从北京带回一些知青的慰问品，这些我都谨记在心，居然还有那么多人未曾忘记。我们告诉他，历史不会忘记，全国政协正在编一本文史资料“知青”专辑，指定必须有“关于毛主席给李庆霖复信”的内容，而且将组稿任务交给莆田市政协。接着，我们简单说明来意，递上从《莆田人物》中抽出的关于他的那篇文章打印稿，想请他过目。他宽慰地微微摇头，表示他已没有办法看这么长的文章，并谦逊地说：“我哪里算什么人物！还是抽去好了。老了，已经是个无用的人。我从闽北回来这几年，很少与人来往，历朝历代都有一句话，叫‘贫民闹市无人识，富在深山有远亲’。我现在如此‘塌鼻’（莆田方言‘衰败’之意），不敢指望亲戚朋友来看望。”
晚年李庆霖（中）
李庆霖既无法看我们的材料，又不能长时间回忆叙说他那曾经惊心动魄得人生历程，我们只好坐下来同他叙家常。好在我们早已看过他在特定环境中写下的许多自述材料，因而可以挑选一些轻松的话题以其聊聊。这种不似正规采访的倒是收到出乎意料的效果。李庆霖就坐在他天天用餐的那张未曾油漆且已被洗刷得露出木头纹路来的方桌前，打开话匣，娓娓道来。尽管他的语调平淡如水，尽管他把往事切割得失去连贯，但我们仍能捕捉到话中要旨，仍不时为一些传奇般的细节感到震撼。走进李庆霖，走进李庆霖的内心世界，我们更是难以抑制住将他的故事写出来的冲动。毕竟这样的人生充满戏剧性，“告御状”的李庆霖既令人神往，又令人情不自禁要去探究这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敢“告御状”的全部答案。
一
1929年早春二月，福建省莆田县城东镇海门内的居仁巷里．银匠李亚根的媳妇陈赤柱头胎生了个男孩。生男丁是莆田人最高兴的事，虽然家境贫苦，银匠和母亲都掩不住满心的欢喜，一家人欢天喜地地进进出出忙碌着。婴儿一声响亮的啼哭．引得左邻右舍远近亲戚都上门来道贺：当然，他们绝对想不到。四十年后．这孩子压抑不住的一声啸叫，让全中国都为之震惊。
贫贱家庭百事哀，从李庆霖懂事起，父亲就因患严重的眼疾和间歇性精神失常病而被银首饰铺老板辞退。多病缠身的父亲失业后心情更加暴躁。父母大吵大闹的情景深深地铭刻在童年李庆霖早熟的心田。好在祖母是个聪明刚强的女人，她让儿媳妇出门找些T做，自己肩负起操持全部家务和照顾患病儿子的重任。
李庆霖的身下，母亲不合时宜地生了个妹妹。这个家实在是太穷了，妹妹在家里熬到周岁后，只好送给乡下一户农民当童养媳。童养媳命贱命苦，没过多长时间便死掉了。母亲得知凶讯时悲痛万分，却也无可奈何。
因而，李庆霖早在“独生子女”这一中国特有的概念出现前半个世纪，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独生子。独生子性格的特征：孤僻、倔 强、自私和富于幻想等等等等，都无不深深植根于李庆霖的血液之中。
1936年秋天，年满七岁的李庆霖被望子成龙的母亲送进了一箭之距的莆田县立仓后小学。童年的李庆霖是个聪明好学的乖孩子，粉牌上的毛笔字一撇一捺一横一竖写得工工整整，深受老师的喜爱和表扬。可惜世道混乱，一年后，抗日战争爆发，虽然莆田是东南沿海惟一一座没有沦陷的县城，却是日寇飞机反复轰炸的主要目标，百姓照样深受其苦。1938年秋天，在城的许多中小学，为了躲避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都纷纷向远郊的深山密林里迁移。县立仓后小学也迁往山区。学生随校迁移出远门就要增加一大笔的花费。家里出不起这笔钱，李庆霖只好失学在家。次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飞机无暇顾及福建沿海这个小县城。一部分学校陆续从山区搬了回来，李庆霖进了私立哲明小学，不久改上莆田县城厢中心小学，得以完成小学全部课程。1942年夏天，李庆霖小学毕业．但就在这时，家庭的精神支柱——祖母去世了。
失去家庭支柱的李庆霖虽然以良好的成绩考取初中，但在申请减免学费时被否决了，因为家庭贫困的孩子太多了，学校也承受不起，结果他再次失学。十四岁的李庆霖于是被母亲送进城内一家木器店学习木工技术。学徒生活是悲惨的，更悲惨的是精神上的打击，当他看到自己小学同班同学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进了初中的校门，难过得心如刀绞，终于有一天他拒不出工。母亲也无法可想。只好听任他躲在家里。但隔了一段时间，又送他到涵江《福建新报》报馆里当排字工学徒。
这个“宣传抗战传播光明”的新闻机构内部本身并不光明。在李庆霖的记忆中，报馆的学徒生活和木器店的学徒生活，其痛苦并没有两样。每月三十斤糙米的报酬，付出的是非人的艰辛，受到的是屈辱的待遇。每天晚睡早起，整天小心服侍师傅和其他工匠，稍不周到，便立刻遭到无情的辱骂，有时甚至是狠毒的鞭打。排字房里有一个工头叫宋寿生，虽然家在莆田城，与李家相距不远，却对李庆霖从没有好颜色，整天板着一副铁青的脸凶狠地盯着李庆霖。李庆霖见到他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低着头，胆颤心惊地从他面前溜过去。即使到了解放多年之后，当上小学教导主任的李庆霖偶尔在城内街上碰到宋寿生，心中仍会难以抑制地涌起一阵痛恨之情。报馆的排字房工作是白天排字、夜晚印刷，做学徒的就要白天清早起床，夜里直到鸡叫前才能休息。年幼的孩子实在吃不消，半年后他就离开报馆回家了。
不久，他看到仙游师范学校招收新生的广告，入学既免收学费，又可以不出钱有饭吃，真是喜出望外，立即前往报考。1943年冬考试，1944．年春入学。从此，李庆霖结束了一年零七个月的辍学生活，重新成为一名学生。
李庆霖在仙游师范读书期间，母亲求人介绍把父亲送进了教会办的残废人养老院。母亲仍旧做苦工，先后在乡下的卫生院和城里的医院当清洁工和洗衣工。
1948年春，经过四年的学习，李庆霖从仙游师范学校简师本科毕业，派遣回莆田县，在莆田黄石双金、金沙保国民学校当教员．每月工资是七十斤糙米。小学教员的清苦生活使李庆霖心有不甘．虽然后来工资从七十斤糙米提高到一百五十斤，但他不愿当教师的心态一天比一天强烈。
1949年8月21日，中共闽中游击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于上午和下午开进了莆田县城，标志着莆田的解放。而在这二十世纪中国最重大的历史性转折中，李庆霖从乡下回到城里。并先后两次报名参加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考试，虽然最后这两次报考都无果而终，但却在历史的大潮中凸现出身世寒微的李庆霖不甘寂寞、激流勇进的性格特征。
7月中旬，暑假回到城里的李庆霖惊喜地看到：国民党一个部队在莆田城关街上四处张贴招考政工人员的通告，考取后即给予部队少尉军官待遇。一向留心时局的李庆霖虽然觉得已现败势的国民党没有什么前途，但实在不甘小学教员清苦而无望的教书生涯，心里羡慕那个“少尉军官待遇”，便与一位要好的同学商量，商量的结果是一起去应考。
报名地点在砺青小学(今荔城区凤山寺里)。报名时交两张照片，一张贴在报名单上，另一张贴在准考证上。报名单上由接待人员填写报考人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学历和通讯处等。报名时．当场交验学历证件，验毕退回。过了三四天即举行考试。考试地点仍在砺青小学内，分四个教室，有三百多人参加。李庆霖看到。参加考试的有教员和在学的男女学生，大部分是青年人，但也有一些中老年人。莆田城不大，这些人李庆霖都面熟，不少人都是认识的。
多年之后李庆霖身陷囹圄，在被迫做的检查回顾里，把参加这次考试的人数缩减为两百多人，并矢口否认有认识的人，说是“都感陌生，至今也记不起来”。我们理解：小市民出身的李庆霖在自身陷入极端险恶的境地时，仍然不想累及无辜，这种“负隅顽抗”态度的内心深处依然保持了“与人为善”的良好品格。
考试的这一天中午，用毛笔写各人的自传一份即完成考试任务。下午，进行口试，考唱歌、跳舞、绘画、美术字、乐器演奏等技能。没有上述技能也可以不参加。李庆霖考的是写字。
考试之后，他家的亲友纷纷告诉他：时局如此动荡不安．已经惨败的国民党是用考试作诱饵拉知识分子去当兵。这时已经考取的李庆霖想到要去当壮丁，愈想愈怕，决定不去；又害怕留在城里有可能被强抓去的危险，便只身一人逃到黄石乡下。躲到他未来的丈人张文彬的家里。
七天之后，人民解放军开进了莆田城。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李庆霖闻讯回到了城里，他欣喜地看到：新政权为风华正茂的知识青年提供了更多光明的选择。刚刚过去的那场考试就像一场春天的睡梦，一觉醒来伸臂踢腿扩胸几下便烟消云散随之又精神抖擞信心百倍了。
就在原先国民党部队贴招考广告的地方。如今纷纷贴出了福建革命大学、福建军政大学、福建警官学校等单位的招生通告。一大批社会青年纷纷应考(这里面肯定有不少人曾经参加过不久前性质截然不同的考试)。
这年冬天，为了实现不当小学教员的理想，李庆霖报名并考取了福建军区医校(李庆霖在囚牢中检讨自己时用了批判林彪参加红军时用的词：“投机革命”)。根据通知。他和莆田城里的倪金全、陈真、陈淑珍、罗云涛以及涵江的李祖铸等人成群结伙去福州市观井路报到。李庆霖等人都分配在军区医校二队，住在城门公社的石步村。
李庆霖满怀美好的人生憧憬走进革命队伍，最初的情绪是兴奋和喜悦的。二队的队长和指导员都是三十出头的年轻人，都是从血雨腥风的战争硝烟中冲杀出来的老战士．他们乐观豁达的性格给李庆霖留下了美好亲切的回忆。队长叫龚仁，说着一口北方乡音很重的普通话，戴着近视眼镜的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与学员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政治指导员沈志龙老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棉军服，待人亲切和善，满怀乐观向上的情绪。开学之初，首先是在王氏宗祠里开会和学习革命理论．劳动课是开辟运动场。
当最初的热情沉寂之后，初次远离家门的郁闷和忧愁升起在这个独生子的心头。李庆霖感到：这个医校并没有认真学习医疗业务，多半时间都用在政治学习上。李庆霖对空洞的理论有一种先天的排斥情绪。这里没有教室，没有课桌椅，连像样的教员也见不到。与自己过去就读的正规师范学校相比．这里哪里像什么学校!遂萌生了回家乡重操旧业的念头。然而。碍于当时医校的政治气氛之浓，他一直不敢把离队回家的话说出口。
这里还要插叙一下李庆霖离队回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当年夏季李庆霖考取国民党部队又逃到乡下时，他与黄石沙坂村农民张文彬的女儿张秀珍订了亲。这位乡下殷实农家的少女比李庆霖年轻3岁，生得清秀可人。就在李庆霖去福州医校读书前，他们订了婚。李庆霖读书的费用都是未来的岳丈支持的。
家有未婚娇妻和老母，是李庆霖阵阵乡愁闷闷不乐的根本原因。队里的领导也看出了李庆霖似病非病的神态。指导员沈志龙多次找他谈话，耐心地做思想工作．劝他安下心来干革命。但长期被我们认为是万能的政治思想工作，碰到李庆霖这样性格倔强人，结果像李玉和说的，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1950年7月，李庆霖等十多人被整编到军区财经干校。不久，李庆霖看到别人要求退伍获准，八一建军节后的一天，他终于斗胆向领导提出离队要求。财经干校的领导气得要命，但也无可奈何，旋而掏出笔记本，从中撕下一页，为李庆霖写了“离队证明条”。李庆霖拿着这条子，来到医校的办公室，取回报考时上交的学历证明文件，一路匆匆赶回家乡莆田。
回到莆田的李庆霖并没有重操教鞭当小学教员，而是经过一番报考手续，回到母校仙游师范学校插入普师科二年级读书。离开课堂相当一段时间，功课尤其是数理化各科都陌生了，但这些并没有难倒勤奋好学的李庆霖，经过一番认真刻苦的钻研和努力，所有这些困难都得到了克服。然而，第二次来到仙游师范的李庆霖再也不是那个老实木讷的穷孩子了。报考国民党部队被录取的那场虚惊不仅没有吓倒他，反而让他体验到政治冒险的刺激和乐趣；八个月的军队医校生活虽然以退伍而告终，连篇累犊的政治学习虽然让他厌烦，却多少接受了一些革命理论，增强了他对革命的理解，萌发了对社会对人生高于普通水平的评判思考能力，为几十年后那封石破天惊的书信奠定了性格和思维方式上的基础。
与他插入的那个普师科二年级三十三位同学相比，李庆霖学业成绩并不落后，政治见识和文字能力则明显高出一筹，因而，他显得很不合群，对学校的一些措施和做法感到不满，并公开提出批评意见：看到同学中仙游和莆田、平原与沿海不同地域的宗派情绪以及评议人民助学金中的不公平自私现象，他嗤之以鼻。所有这些都隐埋了1952年6月临近毕业李庆霖被仙游师范当局退学处分的伏笔。
令李庆霖终生不服的是那位在莆田地区可以被称为女教育家、当时的学校教导主任郭骥。解放之初，全国范围暴风骤雨般的“三反”和“五反”运动正在校墙外轰轰烈烈展开，年轻的女教导主任情绪激奋，创造性地在学生中仿照社会上的方式方法开展“六反”运动，企图借此“反掉”学生中的各种不良倾向。绝大多数学生不敢吱声．“先进分子”积极响应推波助澜，李庆霖鹤立鸡群却也只敢在背地里发泄不满情绪，但终于有天夜里写下一纸言词激烈的反对意见投进了学校设立的运动意见箱。郭骥认出了李庆霖那刚劲有力的颜体钢笔字，但李庆霖的反对意见符合政策言之成理，她无可奈何从此把李庆霖视为眼中钉。
1952年6月，毕业考试前半个月，李庆霖请假回莆，与乡下的妻子纠缠得忘了时间，当他徒步返回学校时，已超假旷课十五小时。被学校领导抓住了把柄，决定予以严厉处置。校方没有贸然下手。只由郭骥找他谈话，责令他做检讨。李庆霖早已看不惯这位女强人的做派，抵触情绪很大，宁受处分，绝不检讨。这样僵在那里好几天，倒是李庆霖自己沉不住气，打了份报告请求处分。学校当局当即召开校务会议，决定给李庆霖以立即退学的处分。当夜就令李庆霖离校，李庆霖没有理睬，第二天早晨才收拾行李离校。
临行前，郭骥赶来送了一万元(旧币，相当于新人民币一元)给李庆霖当路费；李庆霖此时身无分文，人穷志短，也就不客气地收下了。郭骥原名郭寄尘，郭在莆仙话中与“顾”同意，十二岁那年她自己改名骥，合起来便是“照顾千里马”的意思。年轻有为的女教师哪能想到：她用一块钱送走的这位倔强的学生，正是三十年后一声仰天长啸震撼神州大地的千里马啊!她的错误决定，把仙游师范学校百年校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涂改得斑驳陆离，呈现出荒诞古怪的画面。
二
退学后的李庆霖没有回莆田城，而是一直住在黄石沙坂他的岳母家中。李庆霖深居简出，两耳不闻窗外事，快乐地过着小家庭的幸福生活，有一段时间竟跟着岳父学起种田的本领。但李庆霖天生注定不是蓬蒿之辈，解放初期正是社会急需有文化的人才之时，像他这样的师范生是很容易找到工作的。
1952年8月，李庆霖到莆田县文教科登记要求工作，交代了自己的学历情况。当年12月，便被委派当上了扫盲干部，次年3月便被委派到北高乡竹庄小学当教员。
从此，李庆霖开始了整整二十年的教书生涯，命运伸出强悍有力的手臂把他牢牢地定格在乡村小学教员的位置上。60年代中期他在一份自我鉴定中用了一个词——“安贫乐道”，还补充说：“一直当小学教员，从未见异思迁。”矢口否认1949年夏季两次报考军校，试图摆脱教师贫寒社会地位的努力。我们以为，以李庆霖的记忆和个性，他绝不会忘记这段经历，而只不过是在强大的命运主宰面前表现一种辛酸和无奈的情绪罢了，一旦气候变化，他倔强的个性并将推动他做出石破天惊的选择，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进而推动中国“文革”中一项重大决策的改变。
李庆霖在竹庄小学教了三年书，虽然在历次运动中领导对他的政治表现评价都很差——“不予录取重要专业”，但由于他教书水平明显高人一筹，1956年暑期，他被提拔为惠洋小学教导主任。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当年2月，李庆霖参加晋江专区小学行政干部轮训班学习。有过在仙游师范提意见被退学的惨痛教训，李庆霖在运动之初没有像别人预期的那样被“引蛇出洞”，跳出来“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避重就轻，提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意见。正所谓“江山易变，秉性难移”，聪明的天性使他看到荒唐的事就忍不住笑出声来；贫寒的身世使他忍不住流露出同情沿海农民的极端贫困。他憎恶区乡干部的恶劣作风，嘲笑上级教育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培训班教员的昏庸无能。
还在最初的学习阶段，这一天安排自学，全班同学都在老老实实聚精会神地默读课本，李庆霖却端着茶杯，悠闲自在地站着一口一口地喝着开水，眼光在巡视着班上全体同学。终于，他坐回到座谈上，忍不住把嘴巴凑在旁边一位姓陈的同学的耳朵边说：“你看，你看，我们的组长自己不专习学习，跟女同学说说笑笑！”姓陈的同志抬起头，却不见组长有什么动静。李庆霖不肯就此罢休，接着说：“我们第五组按规定是坐在后排的，组长他耳朵不聋眼睛不近视，偏要挤到前排女同学身边去，这陈炳淙（组长）也太老痴（莆仙话：龌龊之意）了……”
李庆霖在小组会上发言说：“解放这么多年了，沿海人民依然生活很苦，在我们惠洋小学，严寒的冬天，小学生只穿着单薄的夏衫和短裤…连微薄的学费都很难收足；秋冬季节，每家每户的农民都用极小的麻袋装稻谷去缴公粮；区乡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不体恤民情，经常强迫命令农民完成征购任务…”
轮训班结束前，那位姓陈的同学检举了李庆霖趴在他耳边说的悄悄话，他邻近一所小学的教导主任揭发了李的“反动言论”，李因而被内部定为“中右”。“中右”在当时虽来影响李庆霖什么，却在李庆霖成名之后成为反对者揪住他不放的一条重要“辫子”。
“辫子”像空气是一种客观存在，却是无形的，它不像右派是一顶“帽子”，直接恶化当下的生存状态。李庆霖从晋江小教轮训班带着“中右”的辫子回到莆田，来到莆田沿海更加贫困的忠门地区前坑小学担任教导主任。
这一回，不是由于李庆霖的倨傲而是由于他的温顺，他接手了毕业班的教学，导致最终被降职降薪：每月八元。十四年又十个月的漫长日子，对于一个清贫的小学教师家庭，是多么深重的打击，它成了李庆霖一生心头的痛。
李庆霖回忆当年的教书生涯时说：“在教学工作中，我能认真上好课，认真讲授教材，认真批改学生的作业，很少有草率马虎的现象。对学生知识的缺陷，如算术科的难题和语文科不易理解的字、词、句以及它们之间的性质、含义的比较等都能反复耐心地向学生讲解，务求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为止。我教自己的课务是认真的，代替别人的课务也同样如此，没有重自己、轻他人的成见存在。我在工作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顾全大局。学校领导分配我的课务，我的工作能力无法完成时，我还是硬着头皮接受下来，下决心教好。我在接替六年级算术教学任务前，明知吃力不讨好，很难教好它，然而，在大家都不去教它的时候，我还是大胆接手来教了。我从来没有在工作上挑肥拣瘦，从来没有把方便留给自己，把困难推给别人。明知有困难或对自己不利的事，我还是做了。”
1958年春，莆田县小学教员中的反右派斗争运动结束后，紧接而来的是“大跃进”运动。到了5月份，离毕业考试仅有两个月时间，为了迎接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竞赛热潮，李庆霖这位年轻的教导主任服从校长的安排，接着基础很差的毕业班语文、算术两科的教学。尽管李庆霖使尽浑身解数，结局仍然是悲惨的：他所教的二十名毕业生，没有一个考进公立初中，全部进了农业中学。
这年8月底，莆田县小学教育大跃进庆功表模大会在莆田七中（今梧塘中学）大操场举行。会上表扬了一大批升学率高的学校，发了奖品，表彰他们努力教学做出好成绩；同时，严厉批评几个学校的升学率低到没有一个考进公立初中，都录取在农业中学里的事，指责这是为国家培养废品，与大跃进、总路线多快好省的精神相违背，宣布插上“白旗”，给予组织纪律处分。李庆霖在会上被点名，宣布为一面“白旗”。
11月9日，莆田县教育局以[58]局教人监字第510号文件通知前坑小学，撤销李庆霖教导主任职务，工资由小学行政干部七级降为教师七级（50.50元降为42.50元）。李庆霖接到处分通知，欲哭无泪，心中不服，更心疼那八元工资，此时的李庆霖已是八口之家的栋梁，除了家里饲养一只母猪等一小部分收入外，主要依靠他的工资收入维持生活，他不甘就此罢休，向县教育局负责此事的翁桂祥提出申辩理由，被置之不理。
1958年秋季，李庆霖被调到柳坑小学。新学年开始，便参加了全民炼铁运动。虽是刚刚受到处分，但他那几乎与生俱来的审视现实的勇气并没有减弱。运动之初，他就对发动群众、大炼生铁——“小、土、群”的方针持怀疑态度。他清楚地知道，这些祖祖辈辈以种田为生的农民，没有起码的工业知识和技术，单凭一股劳动热情，是炼不出铁来的。他痛心地看到：农民建成的小高炉，绝大部分流不出铁水，只能在炉底挖出一些铁疙瘩来。狂热的人们经过几番折腾，由小高炉冶炼改良成平炉冶炼，又由平炉冶炼改良成土高炉冶炼，最后，“流出 了鲜红的铁水，炼出了质地良好的生铁”。李庆霖在“铁的事实”面前“如梦初醒”：原来，只要领导方针正确，群众发动充分，干劲足，什么人都可以做出令人不能置信的伟大事业来！
被“伟在的现实”打得晕头转向的李庆霖，在逆境中可贵地保持着求真务实的人生态度，他没有力量与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抗衡，却顽强地坚守着作为一名教师的职责，尽管处境艰难，他还是三次上书，小学生炼铁一事提出个人的管见：
1、小学生和中学生不同，在年龄、体力、生活习惯上，都有一些显著的差异，因此，在任务要求上，应该适当权衡，尽量照顾到他们力所能及。如果一味为了鼓足干劲，要求过高，超过客观现实，例如洗铁砂，要求学生在一天中挑三百斤、洗三百斤，一斤一两也不能少。这在小学校里洗铁砂设备不如钢铁厂的客观现实下，加上小学生本身的特点，就是远远地不能完成任务。
2、我们应该（对党）忠诚老实，做一份工作，报一分情况；成绩得一分，报一分。老师做的成绩，却报在学生名下；只有六分成绩，却上报十分……所有这些，对教育学生会有不良的影响。对组织上进行了以虚报实的欺骗，就更加不对。
以上所谓“管见”，摘自李庆霖《在全民炼铁运动告一段落后我的感想》。
在莆田县教育局处分李庆霖的通知中，除了说他教学成绩很差外，另一条原因是他不安心在沿海工作。为了惩罚他，在柳坑小学一个学期后，李庆霖被调往更加贫困的沿海埭头公社温李第二初级小学和湖东初级小学；1961年秋季才调回城郊安龙小学和龙桥小学；1970年9月调到莆田县下林小学，最终使得这所在莆田都名不见经传的学校三年后随着李庆霖的名字走向中国大地的千千万万个家庭。
三
1968年12月22日，伟大领袖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历时十年牵动数千万个家庭和个人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从此拉开序幕。三十多年后重读这段当年家喻户晓的最高指示，从这种简洁轻松如“来一个动员”的语气中，可以体会到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威信和无法抗拒和抵触的影响力，他个人的意志可以不加修饰地成为集体的理念而摧毁任何不同群体的意愿。
乡村小学教师、知青的父亲李庆霖用恭楷把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红纸金字写得清清楚楚贴在家里的墙上。他相信毛主席不会错。
然而有些神圣庄严的人和事换个角度观察却会呈现出无聊荒诞的性质。
李庆霖看到，知青们像鸭群般，一群又一群被赶到山里、乡下，那么多。1969年冬，李庆霖的大儿子，十七岁的李良模初中毕业后，李庆霖送他上山下乡，在莆田县秋芦公社崇联大队何山头生产队插队：第二年秋天，公社调整知青点，把李良模调整到水办大队。
做父母亲的总感到：孩子们都还那么小那么嫩，他们要怎么照料好自己?而且还得去于农活，农活又是那么重；孩子们正长身体，饭又吃不饱。李良模每隔一段时间都得进城回家拿钱拿米拿东西。父亲问起乡下的事，他就把头低下，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完整，一肚子都是委屈。夜里，儿子睡下了，父母翻开被子查看孩子，手心、肩头，都是水泡，红肿红肿的。
李家周围，有孩子在乡下的家长们一见面，就说起孩子们在山里乡下受苦的事，都唉声叹气，忧心忡忡，不过大家都不敢直说“上山下乡”的不是，那可是毛主席老人家的号召，“很有必要”。
多年以后不断地有人问李老师文章为什么写得那么好，有什么诀窍。李庆霖总是谦逊地说写得不好，只有一次说是因为“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在中国乃至世界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人何止上千万．而真正读懂毛泽东心理的又有几个?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叫“真懂马列”。刘少奇“不懂马列”，陈伯达“不懂马列”，林彪“不懂马列”。江青等“四人帮”也“不懂马列”，而乡村小学教师李庆霖却“懂得马列”．懂得了马列也就懂得了毛泽东的心。毛泽东的心是什么呢?他自己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因而“文革”后期也给鲁迅安了个“反潮流”的头衔。“反潮流”的本质就是逆向思维，就是与众不同。
李庆霖与千千万万忍气吞声的知青家长不同，他没有加入响应拥护“上山下乡”运动的群体，而是从自己孩子面临的困境(可以说在知青中并不箅特别困难)中。按照毛主席著作中透露出毛泽与与众不同的性格逻辑，踏上了后来才被称为“反潮流”的道路的。
李庆霖相信毛主席不会错，可是也怀疑毛主席是不是知道，或者说没有完全知道基层的情况。他凭直感觉得：中央的一些政策全被基层的一些干部层层加码，“胡琴线越拧调子越高了”，就像当年仙游师范女教导主任把社会上开展“三反”“五反”的一套搬到校内开展“六反”一样。李庆霖于是萌发了向上反映的念头。
在大动乱的年代，难得李庆霖还保存为人师表循规蹈矩的“法制”意识，他首先想到的是向国务院反映。他花了几个晚上的时间，把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和自己的想法、愿望写在信上，经过一阵犹豫后，直接把信寄给周恩来总理。信发出后，他心里有些紧张。但时问过了很久，却什么动静也没有。当时是1971年七八月之间，也许总理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
本来，信发出了，李庆霖心里也就好受些，似乎是已经“出气”了，可孩子在乡下的情形却越来越糟糕。这使李庆霖更加担忧起来，不知如何才能这样年长月久地熬下去，而且新问题还会不断产生。比如：孩子们在一天天长大，工作没着落，生活也没着落，婚姻等等将来要怎么办?孩子在来信中和回家时谈到的种种悲凉使李庆霖产生一种作为父亲而无力保护孩子的很深的内疚、自责。
也正是与此同时，另一类父亲的行动也深深地刺激了李庆霖。他看到和听到：不少有权有势的人通过种种关系把子女调回城。李庆霖又妒又恨．对自己孩子的负罪感和对世道不平的愤怒与日俱增，即使有天大的危险。哪怕杀头坐牢，为了孩子，他也要豁出去——这就是莆田独特地域文化赋予他的秉性。
他的心在流血，他的血在翻涌，他决定直接给穷人的领袖毛泽东写信。 老实说，如今李庆霖也说不全当时的复杂心境。只记得最初比较冲动，有怨气；主要是针对基层一些有权势的干部。但他写着写着手又软了，似乎原本就是只写给自己看的，未必真有胆量寄出去。信写好了，而且是认认真真熬着蘸着心血写就的，却不发出去，又总觉得是一件紧要的事未做完，不太甘心!况且总是想着，也许这封信寄出去，问题就能解决，岂不是天大的好事!
他一次次重读这封信，不能说没有犹豫和彷徨．终于有一天，他抱定主意：为了孩子，就是死也要把信给毛主席寄去。
当然．他又斟酌着做了一些增删．侧重说自己孩子的实际情况，说他在农村劳动累个半死，连基本的生活都没有保障；既然是敢于直面自己敬仰的领袖，他也就不怕权势。直接说一下有些干部搞特权把子女弄回城的“阴暗面”。表达自己的不平和愤怒。因为毛主席一直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信是用三百格稿纸恭楷写就的，一笔涂改的痕迹也没有。李庆霖从决定写信给毛主席到最后寄发信件，时间是从1972年6月至当年12月。
李庆霖也是肉身凡胎，他不可能没有沉重的心理负荷。那段时间，他反复考虑：主席能不能收到他的信；真收到了信后，会怎么想；信被什么人卡住，会不会回头整……
腊月的莆田城关街头，寒风凛冽。李庆霖站在胜利路邮局门前的邮筒前，犹豫再三。终于在一阵热血的推动下，他用颤抖的双手把信投进邮筒…… 信落入邮筒几乎是无声无息的，李庆霖听到的只有自己激烈的心跳声。他面对绿色邮筒发了一阵呆，便转身移动双脚慢慢往回走。从胜利路横穿两条小街到居仁巷，那不足两百米的石板路他已完全不记得是怎么走完的。
1973年4月25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室内游泳池畔。身着睡衣的毛泽东读到李庆霖的这封信，八十高龄的前湖南长沙师范学校毕业生读着四十五岁的福建仙游师范学校没有毕业证书的学生用充满哀怨无奈的语调写就的告状信，边看边想，渐渐地，伟大领袖的双眼慢慢地红了起来，泪水在眼眶中充溢。
李庆霖给毛泽东主席的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到莆田县山区——秋芦公社水办大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青力壮时期．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要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该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在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忧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是无理取闹的苛刻要求。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四
往往有一些历史转折缘于一件偶然的事;但其实这偶然中寓含着必然。
毛主席用他那龙飞凤舞般的“毛体”写下：“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中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中央机关飞速运转起来，立即以中发[1973]21号文件公布了毛主席的复信。文件附上李庆霖给毛主席去信的全文。
毛主席复信后的第四天，即1973年4月29日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研究知识青年的生活困难问题。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王洪文等出席会议。想必周总理是忧心忡忡，怎么能让伟大的领袖用自己的工资去补别人“无米之炊”？作为总理他一定要为主席分忧。他指示：插队的知青安置费标准要提高，要考虑解决已经下乡的这部分青年的实际困难。周总理是怎么考虑的呢？说来也巧，主席给李庆霖寄了“三百元”，周总理也想给每一位知青拨“三百元”（从此以后，“三百元”成为一个神奇的数字，让许多大小干部效仿）。他指出，全国目前在农村插队的按按三百万人算，平均每人补助三百元，需要九个亿，请财政部研究并作预算。
出乎意料的是，领到补助的知青并不善罢甘休，这有点像火山喷发了就难以止息。知青生活困难只是现状的一个方面，还有更严重得是知青的人身权利被侵犯，身心被虐待。中央文件传达之后“知青点”全炸开了锅。有了“最高指标”做盾牌，知青也不敢讲话了。全国揭发出来的案件无以数计，揭发出来的犯罪事实令人发指，其中罪恶裂的是奸污、猥亵女知青。
典型案例有的是，这里选几件说吧。
黑龙江建设兵团是知青最集中的地方之一，这个团的团长黄砚田和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女知青达几十名。罪行败露，引起周总理的愤慨，他说：“这不是我们的团长，这是林彪的团长！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不要畏畏缩缩，要大胆管！”结果，黄砚田、李耀东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也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迫害知青案件。有一份有新华社记者调查的报告是这样反映的：
第十八团有三十一个单位，其中二十三个单位发生过不同程度的捆绑吊打知识青年案件，手段有二十五种之多。十八团排以上干部亲自动手四十八人，被打知青一百一十人，遭受三十几种刑罚，有的被打致残，有的内伤严重，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杀……
据说，周恩来看了这份报告，怒不可遏。李先念骂道：“内中有些人不是共产党员，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的行为！”
不久，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形成了《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这份报告经毛主席圈阅，以中共中央30号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全国的公社和城镇街道，它与毛泽东对李庆霖一封信的批示的21号文件一起成为调整知识青年政策的权威依据。
中央十分关心福建的李庆霖。
北京派记者专程来莆田了解情况。记者拜访了李庆霖，也去了李庆霖信中反映的萩芦公社水办大队，这里就是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插队的地方。记者看到，问题其实比李庆霖信中所说的还要严重。
中央的关心促使省、地、县的领导也闻风而动。莆田地委派出调查组分赴所属四个县的知青点或知青插队的农村，详细了解知青情况。调查组汇报证实，情况确实不妙。莆田地委派了三个人，专门去莆田县萩芦公社解决知识青年的吃、住、用的问题。
此时的李庆霖已成为“焦点人物”，地县领导已多次登门拜访，省领导接见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6月23日，一部小车将李庆霖接到福州，李庆霖知道他要去见“大官”了。 李庆霖对这次接见印象十分深刻，至今他还能回忆整个过程的细节。李庆霖说，当时福建的最高领导——福州军区司令员兼军管福建地方工作的省委第一书记韩先楚，在一间明亮堂皇的小会议室里亲切接见他。李庆霖在报上看过韩先楚的照片，一眼便认出了他；陪同接见的有一位高个子的地方老同志，经介绍才知道是原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彧青，是仙游人，算与李庆霖同乡。见面后，韩先楚说了许多热情的客气话，不外乎赞扬他的信写得好，反映情况十分及时，等等。最后表示对他的关心，了解他有什么要求，还问他有没入党的愿望。 李庆霖说会见前心中忐忑不安，没有什么心理准备，待听到韩先楚问他有什么要求时，竟一时想不出具体的要求内容来。他犹疑了一会儿，终于嗫嚅着说：“我要求给我平反。”接着又补充说明：“我头上插着‘白旗’，怎么能入党呢？”所谓“白旗”，就是前文提及的1958年李庆霖所教学生没有一个考上公立初中，被指责为“培养废品”，插上“白旗”。 韩先楚当即说：“把白旗插到小学教员头上是错误的，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应该平反！” 回莆田不久，莆田县委根据福建省委指示，为李庆霖拔去插在他头上多年的“白旗”，并且将他提拔为城厢中心小学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恢复相当于当年教导主任的职务，并调整工资。
福建省召开六万人大会，李庆霖被安排在大会上发言。
李庆霖开始走红。当然应该入党，最好还能让他参加中共“十大”，可惜“十大”召开在即，李庆霖已经赶不上参加了，省委只好另作安排，让他成为人民代表，参加全国四届人大。福建省革委会全体会议一致推荐李庆霖为福建的人民代表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李庆霖要上北京去了。
命运如此神奇，她让一个人上升时几乎就没有停步。李庆霖的官位迅速提升，从小学校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到县教育组副组长，直至福建省高招办副主任、国务院的知青办成员，他从学校到机关，从地方到中央，似火箭冲天，青云直上！
不过，这时候的李庆霖尚有自知之明，他还是“夹着尾巴”做人的。尽管社会上为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正在给知青拨粮拨钱盖房子，忙得热火朝天，可是他仍高兴不起来。他觉得解决知青生活问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是某些领导不敢正视也不敢落实他信中提到的另一个问题：“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锻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 1975年4月，莆田地区为纪念毛泽东主席给李庆霖复信两周年而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李庆霖被请去讲话。他在讲话中对知青工作的现状表示不满，指出还存在十个方面的问题，其中就讲到，如领导干部子女不少仍然不下乡，等等。
也许李庆霖的梗直就像一把双刃剑，既让他受到最高领导的赏识，又让他遇到既得利益者的敌视。一些掌权的干部开始冷嘲热讽，或者暗地里攻击：“李庆霖专门给领导过不去，这是对党没有感情。”
李庆霖的一封信是广大知青的福音，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却是捅了一个天大的漏子，使上上下下的当权者难堪丢脸。因为他暴露了阴暗面，他触及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树立了强大的对立面，埋下了祸根。
有人说，李庆霖的家庭生活根本没有落到“无米之炊”的地步，这是给大好形势抹黑。有的说，李庆霖反对走后门，可他那封信就是通过关系才送到毛主席的手中的，否则，毛主席能给他复信吗？还有的翻出他的历史问题算老帐。
看来，李庆霖脚下的路并不平坦，环境险恶，吉凶未卜。
待续……
本文摘自《木兰出海》郑国贤 由[莆田文化网]编辑
本文来源：莆田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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